对3%的赤字率和60%的负债率“红线”，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近日提出质疑，认为这两条红线应该在实践中调整，引发市场对中国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猜想。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多名专家认为，上述两条“红线”的划定，只是当年欧盟内部谈判妥协的结果，既不合理也不科学。而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中国实施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未来赤字率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目光转向全球，今年是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增加赤字往往成为财政政策的可选工具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建议，具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近期应该放松财政态势，特别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而即将在土耳其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也将探讨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乏力，各国会否祭出新一轮财政扩张？这牵动了全球市场的敏感神经。但一些学者对本报记者分析称，刚刚经历过债务危机的主要国家目前公共债务负担较重，财政扩张空间有限，全球不大可能有新一轮的财政扩张。

　　被神化的“红线”

　　11月6日，朱光耀在媒体峰会上分析全球严峻的经济形势后，提出对于一些传统的指标概念需要反思。

　　他称，从金融危机教训可以反思，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不是一个绝对科学的标准？是否可以调整？这些观念的僵化并不利于改革，要在实践中调整，形成有指导意义的经济学理论。

　　所谓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即政府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衡量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负债率，是指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是衡量经济总规模对政府债务的承载能力或经济增长对政府举债依赖程度的指标。

　　1991年奠定欧盟基础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1994年起，欧盟各成员国的赤字率不能超过3%，负债率不能超过60%。这两条“红线”成为欧盟国家的硬指标，也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参考。

　　不过，3%和60%这两条“红线”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近年已经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而在“红线”诞生地欧盟，多数国家事实上也没有遵守这两条“红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3%和60%两个数字，其实是欧盟各国谈判妥协的结果。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也持同样观点。他对本报记者称，《欧洲联盟条约》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赤字率“红线”定在3%，而不是2%或者4%。实际上这两条“红线”敲定的数字，是谈判国家给出不同数字的平均数。

　　“3%赤字率和60%负债率这两个数字既然是一个谈判的结果，还有何科学性？金融危机后，大多数欧盟国家不遵守两条‘红线’，又谈何合理性？”汪德华称。

　　比如，爱尔兰在2010年赤字率竟然高达30.80%，希腊在2009年赤字率达到15.6%。一直主张遵守财政纪律的德国，其赤字率也在2010年达到4.1%，但之后就开始降低，到了2012年开始盈余0.2%。

　　穆迪投资者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诸蜀宁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确定的这两条“红线”实证支持较弱，而且欧盟多数国家也不遵守，现在业界、学界对这两条“红线”标准的量化分歧较大。

　　中国赤字可突破3%？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下滑的背景下，朱光耀的上述表态，引发中国打破3%赤字率“红线”的猜想。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一表态是从中国现实岀发，尤其是当前经济不景气，需要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

　　民生宏观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则表示，这一表态暗示财政或进一步扩张，赤字率“红线”或可调整。

　　与往年财政政策基调略有不同，今年中央定调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加了三个字——“有力度”。而体现“有力度”的办法之一，正是提高财政赤字率。

　　根据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为16200亿元，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规模都有所增加。赤字率约2.3%，比2014年提高0.2个百分点。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2.3%的赤字率仍比较保守，应进一步扩大。

　　汪德华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对赤字率控制偏紧，2.3%的赤字率还谈不上“有力度”，这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需要反思。由于赤字率偏紧影响了财政支出，之后政府不得不使用专项金融债等非常规工具来弥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对本报记者称，3%赤字率对中国来说约束性较强，制约了财政政策相机抉择的调控空间，当前在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政府已经采取了诸多举措来逐步缓解债务风险。如果考虑中长期增长潜力和资产负债存量指标状况，中国赤字率和负债率仍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可以考虑适当扩大债券规模。

　　管清友在《让“积极财政”真正“积极”起来》一文中也认为，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还不够“积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对财政赤字率容忍度较低，因此导致财政缺钱。下一步中国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和减税。

　　汪德华对本报记者表示，应该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而地方债券额度扩大需要赤字率“红线”的提高，这也就需要在观念上突破所谓的3%“红线”。短期内中国赤字率突破3%没问题，因为经济增速保持较快水平，赤字率突破3%对负债影响不大。当然赤字率也不能定得过高，毕竟这牵涉财政风险。

　　杨志勇也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个国家选择赤字率和负债率“红线”，主要看债务的可持续性，如果债务可持续，那数字高一点也不是大问题。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财政政策足够“积极”，不一定需要扩大赤字。

　　诸蜀宁认为，实际上今年财政部下达了3.2万亿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这改善了地方政府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环境，大量资金已经涌入地方。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地方政府的财政是比较宽松的。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春荣则对本报表示，现在财政赤字不宜再扩张，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目前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不宜采取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二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都呈低速增长，债务增长以后，难以化解和消化。

　　全球财政仍难扩张

　　11月15日~16日，G20领导人第十次会议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此次会议。根据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的介绍，安塔利亚峰会主题为“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围绕“包容、落实、投资”三大要素，具体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包容性增长等议题。

　　而9月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称，各国应根据近期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并将债务占GDP比重维持在可持续水平。

　　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朱光耀也在上述论坛上作出了官方分析。

　　他表示，当前IMF官员公开表示，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这种对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的改变需要重视。

　　朱光耀强调，2015年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形势最为严峻和复杂的一年，IMF连续4次下调增长率判断，目前调整为3.1%，是2009年的-0.01%以来最低的增长率。从贸易量看，WTO(世界贸易组织)对全球贸易增长的最新预期是2.8%，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新挑战。

　　王志刚对本报记者表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一般政府会采取反周期即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扭转经济下行颓势。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和增支上，集中表现为赤字提高或债券发行规模扩大，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财政的反周期调控效果是显著的。此外，全球化强化了各国联系，大国财政政策的外溢性显著，需要进行跨国的政策协调。

　　IMF在今年10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建议，具有财政空间、产出缺口较大或严重依赖净外部需求的国家在近期内应放松财政态势，特别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IMF称，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应当逐步调整财政头寸，但应制定和启动中期调整计划，以维护政策可信性。

　　当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时，在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会否再度强调财政加码，甚至祭出新一轮财政政策？

　　诸蜀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称，G20峰会上领导人一般重申指导性原则，从目前几大主要国家现状来看，多数公共债务负担较重，且刚刚经历了债务危机，它们倾向于去杠杆，因此财政政策扩张空间不大，这反映在财政开支扩张空间小，而减税又涉及利益分配，难在短期内实行。

　　诸蜀宁称，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金融危机后期，多数国家财政政策运用较少，原因是它们发债没有多大空间，比如欧美的债务危机。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财政政策一直很谨慎，因此有一定空间，但目前针对地方政府基建投资配套的财政政策是趋于宽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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